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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疫区的中国女医生查房4次后病人就去

2018-11-30 18:35:01

埃博拉疫区的中国女医生:查房4次后病人就去世了(图)-社会

埃博拉疫区的邹玮医生邹玮和她在无国界医生的同事女医生邹玮今年40出头,留着过肩的长卷发,喜欢笑,笑起来仿佛没什么事儿是大不了的,即便是在谈论一场她亲眼目睹过的凶险疫情。今年8月到9月,邹玮在塞拉利昂参加无国界医生(MSF)组织的埃博拉项目。某种程度上说,她和埃博拉病毒相处了一个月。 邹玮的个埃博拉病人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的妈妈死了,他一个人被送到MSF的临时隔离帐篷。他爸爸当时不在国内,没有感染,回来时知道孩子已经送到我们这儿,天天来医院,守在帐篷后面。我查房的时候,他爸爸一般都是在那儿盯着,有的时候还会冲他们家孩子喊几句话。那个孩子太弱了,根本不可能活动。我只见了他一天,那一天我查了3次房,第4次是我们的护士进去,出来就告诉我,孩子死了。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刻,可能是因为一是这是我的个病人,还因为他爸爸当时特别伤心,非要他的尸体。我们费了3个钟头跟他爸爸讨论尸体怎么处置,终于说通,他爸爸留下号码,回家。但是两天后,政府医院派人来拿尸体、准备去掩埋的时候,我们打过去,他爸爸拒绝来。等于说他没见到儿子到底是埋在那、怎么埋。“埃博拉让人难受的一点,是没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埃博拉的病人刚开始的症状只是类似于稍微重一点的感冒,有的只是有点发烧,有的呕吐腹泻,没什么特殊。”邹玮说,目前对埃博拉病毒并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没有专门用药,对病人的治疗尽量做到支持和对症治疗。“也不能说能治好,但是有人活下来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10月29日),蔓延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已有超过13000人受感染,近5000人死亡。而塞拉利昂是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10月31日更新的数据显示,埃博拉死亡人数达4992人,通报病例1.35万起。“难以预料疫情如何发展。”无国界医生关于西非疫情的报告里这么写着。无国界医生是一个1971年成立于法国巴黎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致力为受武装冲突、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曾因“在各大洲所从事的开拓性的人道主义工作”获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邹玮在2012年成为无国界医生的成员,此前,她在某军区医院工作。近20年的医生生涯,她学会了相信“尽人事,听天命”。她拿这态度面对病人的生死,也同样应对她自己的。从埃博拉疫区归来,朋友们多半开玩笑,“染上埃博拉没有?”邹玮照旧爽朗一笑,没。然而,这种致命且暂时无解的病毒并不会放过医者,据的媒体报道,3日,一名塞拉利昂医生因埃博拉病逝,成为第5个死于埃博拉的塞拉利昂医生。“我以前不是一个特别小心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小心地做到尽量100%遵守防护指南。”邹玮说。日常的查房和在国内做医生时并无不同,但区别是,她要穿上防护隔离服,这身装备能隔离病毒,自然也一并隔离了水分、空气,在热带季风气候的塞拉利昂的病房,医护人员工作状态有点像“蒸桑拿”,“浑身上下都冒着汗”,有员工直接晕倒在了病房。即便做了防护,意外总是不可避免,比如出汗太多眼罩滑落,或者喂药递水时袖口撸起。“有几个同事就是这样子的。”邹玮还是那副淡定的神情。这些同事会被立刻带离高危区,然后消毒,并被登记在册,每天测体温,以观察有无症状。 埃博拉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很多疟疾病人不愿意去医院了,这点邹玮很在意。她说,在非洲,疟疾是一个太常态化的疾病,不管是雨季还是旱季,都有疟疾的病人,而且疟疾的治疗和研究也已经是可能几十年的工作了,但仍然有一部分的病人让她束手无策。这个医生希望对于疟疾能有更多的研究,“因为这整个人群里,天天都在发生,这样死掉的人,比一次埃博拉病毒爆发死掉的人算起来要多很多”。 “埃博拉这个项目,我倒没觉得有什么震撼的。”邹玮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埃博拉是很凶险的。我们收了病人就尽力,活下来一个大家都很高兴。人死了,就尽量按规程办。”她颇开心地讲起一个三兄妹的故事。哥哥是医务工作者,看病人的时候感染上埃博拉,回家后又传给全家,死了8个人,就剩兄妹三个。兄妹三个人刚开始的时候,情况也不好,呕吐腹泻了好几天。过了一个多礼拜,情况好一点,这三人开始天天提要求,一天要辣椒酱,再过一天要黄瓜,有一回查房的时候,三人追着邹玮要吃水果。“他们三个还真是很争气,是活下来,出院了。”我还停留在医生治病却染病、家人病亡的悲剧里,没能立即理解她在讲这个故事时的喜悦。“出院的时候肯定都很高兴了。活下来了,不是吗?”她说,再次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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